新闻片对比引争议客观呈现还是刻意引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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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行业长期面临一个基本矛盾。报道需要选择素材。选择必然涉及取舍。取舍是否必然带有倾向。从技术层面看任何剪辑都无法做到绝对中立。摄像机角度。镜头时长。背景声保留与否。都会影响观众感知。两组画面对比本身是一种修辞手法。修辞不等于造假。但修辞可以放大差异。差异被放大后观众容易形成二元判断。一方好一方差。这种判断可能偏离事件全貌。也可能符合部分事实。关键在于节目是否提供了足够上下文。如果只呈现对比而不说明两组画面的拍摄条件。拍摄时间。拍摄地点。拍摄目的。那么对比就可能沦为情绪工具。如果节目补充了这些信息。让观众自行判断。那么对比仍可被视为一种呈现方式。
此次争议中批评者提出几个具体质疑。第一组画面为何选择秩序井然的时间段。第二组画面为何选择情绪激动的瞬间。两组画面是否来自同一事件的不同阶段。还是来自完全不同的两个事件。节目是否明确标注了画面来源。是否说明了选择这些画面的依据。支持者则认为新闻片不可能穷尽所有画面。选择典型画面是常规做法。只要画面本身真实。对比就不构成造假。双方的分歧其实不在于事实层面。而在于叙事框架。批评者担心对比框架预设了结论。支持者认为框架是新闻叙事的必要工具。没有框架新闻将变成无序素材堆砌。
从新闻伦理角度看客观性并非要求记者放弃判断。而是要求记者公开判断依据。允许观众检验判断过程。对比手法本身不违反客观性原则。但使用对比时应当遵循几条规则。第一明确标注对比双方的可比性。如果两组画面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情境。必须说明这些差异。否则对比就构成误导。第二提供对比之外的补充信息。例如解释为何出现秩序差异。是否存在政策因素。经济因素。文化因素。第三避免使用情绪化配乐和旁白。配乐和旁白可以强化对比效果。但也容易滑向煽情。第四给予被对比双方回应机会。如果一方被呈现为负面典型。该方应当有机会解释其行为背景。此次争议中节目是否做到以上几点尚不明确。但争议本身提示新闻从业者对比手法需要更谨慎使用。
观众的反应也值得分析。部分观众迅速将争议归结为立场之争。支持节目者认为批评者是小题大做。反对节目者认为支持者是盲目信任。这种二元对立掩盖了更细致的问题。新闻片对比是否恰当不取决于观众喜欢哪一方。而取决于节目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。告知义务包括说明画面来源。说明剪辑逻辑。说明可能存在的偏差。如果节目做到了这些。观众仍可不同意其结论。但争议可以停留在观点层面而非事实层面。如果节目未做到这些。那么即使结论正确。程序上也存在瑕疵。新闻的公信力建立在程序透明之上。程序透明比结论正确更重要。因为结论可能因新证据而改变。程序透明则保障了纠错机制。
此次争议还涉及一个更深层问题。新闻片是否应当主动引导话题。支持引导者认为新闻媒体有责任设置公共议程。不能只做被动记录者。反对引导者认为引导容易滑向操纵。尤其当引导手段隐蔽时。观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带入特定情绪。这损害了观众的自主判断。折中观点认为引导可以存在但必须显性化。例如节目可以明确说本期节目将对比两地管理方式。请观众注意差异并自行判断。这种显性引导把判断权交还给观众。隐性引导则把判断权收归编导。两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引导。而在于是否承认自己在引导。承认引导的节目更诚实。否认引导的节目反而更可疑。
回到此次新闻片对比争议。没有看到完整节目之前不宜下定论。但争议提供了反思契机。新闻从业者可以借此检查自身操作规范。观众可以借此提高媒介素养。媒介素养的核心不是判断某条新闻真假。而是判断新闻的制作逻辑。看到对比画面时先问三个问题。这两组画面可比吗。节目说明了可比性吗。如果不可比节目为何还要对比。问完这三个问题观众就不容易被情绪带着走。新闻从业者也应当主动回答这三个问题。在节目中以字幕或口播形式说明对比依据。这样既保留了对比的修辞效果。又减少了刻意引导的嫌疑。
客观呈现与刻意引导之间没有绝对清晰的界线。但有一条可操作的原则。即节目是否愿意公开自己的选择逻辑。愿意公开则偏向客观呈现。不愿公开则偏向刻意引导。公开不等于放弃叙事主动权。公开恰恰是最高级的叙事自信。因为公开意味着相信观众有能力在充分信息下做出判断。新闻片的竞争力不在于替观众下结论。而在于帮助观众形成自己的结论。对比手法可以用。但用完之后要告诉观众为什么这样用。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要求。也是此次争议留给行业的最直接启示。
未来不断发展创新,携手共建美好城市。